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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天祁

去年年底，网络上 " 全球产量最高文科学者 " 的说法让一位学者进入了舆论风暴的中心。网帖显示，该教授 41 年间共发表 1226 篇论文，平均每年 29.9 篇。2024 年已经发表了 48 篇论文，其中多数是 C 刊论文。这一现象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 C 刊发表资源过度集中的担忧。

C 刊是指 CSSCI 来源期刊（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用于评价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引用情况。

尽管 " 全球产量最高文科学者 " 这个说法实际上并不准确，学者本人也进行了澄清，甚至他还批评了现有 C 刊发表的一些弊端。但根据知网数据的初步统计，去年这位教授发表了 49 篇论文，其中接近 40 篇为 C 刊或者 C 刊扩展论文，仍属于国内发表最多 C 刊论文的学者之一。

对于只要两篇论文就能毕业的人文社科博士来说，这个数字无疑是夸张的。一般来说，一位人文社科类博士毕业需要发表两篇 C 刊论文。尽管近年来一些大学对该规定有所放宽，但在许多院校中，这依旧是一个被保留的硬性指标。

此外，根据 2024 年《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发展报告》的统计，如果一所大学一年内能在 C 刊上发表 30 篇论文，那么这所大学在中国 1275 所本科院校中的 C 刊发文量排名可以达到第 235 位。40 篇论文，不仅足够 20 名博士生毕业，也胜过了很多文科和社科薄弱的高校一年的 C 刊论文产量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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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大佬占据了多少版面？

少数人掌握大量 C 刊发表资源，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以教育学领域为例，一项研究分析了 2016 年至 2020 年间 36 种教育学 C 刊的数据，调查这些期刊的发文趋势与模式。研究发现，顶尖学者和少数精英高校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发表资源。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 " 学者发表特权 " 现象，研究者们对发表状况进行了统计。在这些教育学 C 刊上，人均发表论文数量仅为 0.5 篇。如果 5 年内能够发表 6 篇以上，已经算是核心作者。而在这 5 年中，发文数量超过 40 篇高产学者有 21 人，他们三分之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其中前 5 人的发文量占到整个领域发文总量的 1%。截至 2020 年，21 名高产作者中，只有 4 位年龄在 50 岁以下。

从机构分布看，教育学 C 刊的版面集中趋势明显。2016 年至 2020 年，CSSCI 期刊发表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占总发表量的 30.21%。排名前十的机构（包括上述五所及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则占据了总发表量的 42.95%。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作为发表量最大的机构，其文章占比达到 10.06%。

大学资助的 C 刊垄断特征更为突出，其中有 7 所大学主办的期刊倾向于更多地发表自家作者的文章。《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和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全球教育展望》中，自家作者发表的文章占比分别高达 25.17% 和 20.39%。相比之下，西部地区高校或教育研究机构主办的期刊自家作者文章的占比相对较低，最高的仅为 4.99%。强势大学在期刊中的影响力显露无疑 [ 2 ] 。

占据如此多的版面，是因为这些强势高校和高产学者能力更强吗？恐怕未必。一项研究通过对比各高校 C 刊论文，和以国际期刊为主的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论文发表的情况，展示了强势高校学者们在发表 C 刊论文上的天然优势。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CASSE）的两位研究者，计算了中国学者在 2009 到 2018 年期间，在 15 个学科发表 CSSCI 和 SSCI 论文的趋势。他们把中国的 985 和 211 大学划分为精英大学，其他划分为普通大学。

根据这两类大学的发表要求，精英大学应该是更国际化，更鼓励发表 SSCI 论文的一方。而且在 2009 到 2018 这段时间里，中国 SSCI 论文的数量在增加，CSSCI 论文的数量在减少，看起来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趋势。按理来说，精英大学应该是推动这波 SSCI 发表增长的关键动力。

然而，事实却是这段时间内，精英大学发表 C 刊的份额上升了，发表 SSCI 论文的比例反而下降了。除了语言学以外，几乎所有学科里精英大学发表在 SSCI 期刊上的论文比例都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在 C 刊上，精英大学发表论文的比例在 9 个专业都出现了上升趋势。

作者的解释是，精英大学的学者实际上和国内期刊的编辑和同行评审人员更熟悉，所以发表更多 C 刊论文成了一个相对容易的选择。相反，在非精英大学里的学者，发表 C 刊的难度意想不到地高，以至于为了评职称必须尝试发表 SSCI 论文。

作者还衡量了期刊领域 HHI 值，即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一个测试集中度的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这个领域越为少数参与者垄断，数值越低则说明竞争越充分。结果发现，中国学者发表的 SSCI 论文的 HHI 值在 15 个专业内都有下跌，而 C 刊的 HHI 普遍有所上升。

把中文期刊按照职称评审的标准，得分由高到低细分成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后，能发现在 12 个专业中，顶级期刊和权威期刊的垄断程度提升的都比核心期刊快 [ 3 ] 。换句话说，在这些专业里越是国内认定的中文顶刊，往往越快走向封闭和缺乏竞争，成为了少数高校和作者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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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学者和博士生发 C 刊更难了

" 不约稿，没有出路，一约稿，难度不小 "。这是 C 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分享过的办刊经验，按照他的说法，《学报》的专家约稿量已经占年度发稿总数的 90% 以上 [ 4 ] 。

另一 C 刊《江苏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分享过类似的说法，《江苏社会科学》每年接收的自然投稿超过 5000 篇，但最终刊用稿件数量极少，超过 90% 的刊发文章都由编辑约稿而来 [ 5 ] 。

C 刊之所以如此依赖于约稿，一方面是因为投稿质量参差不齐，但更现实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影响因子的要求。

CSSCI 收录的期刊每年都会进行动态调整，其来源期刊目录会有所更新，这也意味着其中一部分期刊会掉出名单。除了正式的 CSSCI 来源期刊外，C 刊体系还包括一定数量的 CSSCI 扩展版期刊和集刊，扩展版期刊和集刊的学术地位略低于正式的 CSSCI 来源期刊。动态调整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因子。2017 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从 C 刊 " 降格 " 为 C 扩，主要的原因就是影响因子的不足。

2017 年 C 刊目录调整的数据基础是 2013 — 2015 年所发表文章的被引成绩，当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声明中更是提到，被降格的原因是 " 没有服从期刊市场游戏规则，不知道所谓‘影响因子’也是可交换和可买卖的，没有采取相关措施提升本刊的‘影响因子’ " [ 6 ] 。

为了维持以及提升期刊的地位，编辑们会想尽办法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一位新传领域的青年学者向《知识分子》介绍，期刊如果想要冲击 C 刊，或者维护现在的地位，就需要尽量找到高引用的稿子。

但在很多高校的评价体系中，一篇 SSCI 论文通常和同等的两篇 C 刊论文价值相当，因此很多计划投稿 SSCI 期刊的优质稿件并不会向 C 刊投稿。C 刊编辑收不到足够优质的投稿，只能去追求两种稿件，一种是知名学者的约稿，一种是热点话题稿件，比如 " 新质生产力 " 这类话题。

对引用量的追求还衍生出了一些更为不合理的规定，比如一些期刊规定研究生不能成为期刊的一作。一位社会学学者曾经向《知识分子》谈到，" 这几年国内的 C 刊都要求导师挂一作，否则不予发表，这主要是为了引用率的考虑。如果是导师，至少是副教授以上就会有更多人引用这篇文章，期刊排名的压力也传导到了高校内部，博士生自己投稿的可能性很低 "。

博士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自己的投稿难于和知名学者的约稿竞争，另一方面，C 刊的版面也在近年来持续缩水。由于影响因子算法的原因，期刊编辑会尽量减少发文总量这个分母，增加篇均引用率，这导致本就不多的版面更加捉襟见肘。

前述对教育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在 2016 年，36 种教育学 C 刊共发表了 6,369 篇文章，而到了 2020 年，这一数字下降至 5,616 篇，平均每年下降 3.10%。特别是自 2018 年起，这种下降趋势变得更加显著。以《高等教育探索》为例，其年均发文量降幅达 10.88%，《教育研究》在 2018-2020 年更是经历两次大幅下跌，降幅分别为 20.46% 和 11.17%。

另一方面，从 2001 年到 2020 年，教育学博士招生规模年均增长 9.63%。考虑到申请 - 考核制博士招生逐渐放开后，很多高校在博士招收环节就要求论文发表记录，以及高校青年教师的发表压力增加，发表 C 刊论文的需求越来越大。面对旺盛增长的需求，日益缩水的 C 刊版面越来越不够用。

在期刊发文必须导师挂名和毕业发表要求的双重压力下，寻求与知名学者合作挂名已成为许多博士生的无奈选择。

前述青年学者透露，部分高产知名学者实际上根本没时间写论文，他们大部分论文都是出自学生之手，学者仅在投稿时挂名第一作者。许多学生也了解这点，只是看重了导师论文发表的渠道。由于在毕业和奖学金要求上，高校普遍将导师一作、学生二作的论文视同学生一作，因此这种署名方式毕业并无实质影响。这种不公平的署名方式，反而成了师生间心照不宣的 " 默契 "。

其实，期刊向知名学者约稿，并不必然会挤压青年学者的发表空间。这位青年学者介绍。国外社科和人文类期刊偶尔也会向成名学者约稿，借助他们的名气提升期刊影响力。但这类约稿中有很多是学术书评或综述类文章，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在职称评定时，这些文章通常不算在论文成果之内。

这样一来，期刊既能借助知名学者的光环吸引读者，又不会影响其他学者发表原创研究成果的机会。而国内不少期刊至今仍未区分研究论文与学术书评、综述类文章，知名学者的约稿就会挤占版面。

总体上看，C 刊的发表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忧虑的闭环。知名学者依托本人以及所在高校的声望和渠道，在 C 刊发表中占据先天优势，且这种优势呈现马太效应。期刊编辑为提升期刊影响因子，愈发依赖知名学者的稿源。普通学者和博士生发表则日益困难，为了毕业，博士生不得不将自己的论文交给知名学者挂名，这更巩固了知名学者的发表特权。